百年之前,武汉驶出民营企业“航母”

百年之前,武汉驶出民营企业“航母”

8月26日,“2021武汉民营企业100强、民营制造业企业50强”排序榜发布。这些民企排头兵在2020年扛住了压力,实现逆势增长。

今日,以武汉的经济规模来衡量,民营企业仍有很巨大的成长空间。要知道,早在百年之前,武汉就成长出了“航母级”的巨型民营企业集团“裕大华”。在1949年之前,这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资本集团之一。

百年之前,武汉驶出民营企业“航母”

上世纪60年代,武汉市工商局主编《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》,历经20余年,终于在1984年出版,其中史料之丰富可见一斑。裕大华也由此被视为旧中国内地民族资本发生、发展的一个典型。

原为楚兴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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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裕大华”之名,源自该集团下属的几家企业,包括“裕华”、“大兴”、“大华”三个纺织公司和“利华”煤矿公司。其中,裕华公司的核心资产“裕华纱厂”位于武汉,是裕大华最早赖以起家的项目和“旗舰店”。

旧中国几个大型资本集团的创业时期,大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。如1899年创办的南通大生集团,1901年创办的荣氏集团。相比之下,裕大华成立的时间要晚上十年左右,但其资本积累速度和企业规模,却足以称为“后起之秀”。

这家企业的源头,要追溯到张之洞那里。

张之洞在武汉投资白银200万两创办的布、纱、丝、麻四局(四家国有企业),在1900年出现巨额亏损,被迫停业调整。两年后,广东资本应昌公司拿出70万两白银,接手了四家企业,进行租赁经营,原定租期20年。

1911年,辛亥革命前不久,湖广总督瑞澄借口“违规经营”,强行解散应昌公司,将这四家企业的经营权转交大维公司。民国建立后,应昌公司和大维公司为经营权打起官司。

诉讼经久未决,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看他们扯皮,烦不过,找到自己的把兄弟、前任湖北财政司长徐荣庭。徐荣庭组建了“楚兴公司”,筹措出和当年应昌公司一样的价格:70万两白银,在1913年把这四家官局租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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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荣庭

楚兴公司成立后,在经营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强化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,国际市场棉价暴跌,纱布价格高企且销路极旺。1914年,楚兴公司盈利45万两白银;1919年至1920年,盈利800万两白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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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1922年租期结束为止,楚兴公司凭借四官局的家底,盈利1100万两白银,打下了裕大华资本集团赖以发家的基础。之后,四官局被军阀势力组建的“楚安公司”接管,楚兴公司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。

“裕大华”的出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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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了四官局的产能,难不倒手握巨额资本的楚兴公司。

1919年,楚兴公司主要股东张松樵筹集资金50万两,后又联合汉口纱业公会出资72万两,筹办裕华纱厂,厂址设在武昌新河洲。在建设厂房时,他们在抬高地基的基础上又加固沿江提防,用条石建修驳岸。1931年武汉发大洪水时,沿江六大纱厂,五家被淹停产,唯有裕华在洪水中坚持生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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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昌新河口,右边为裕华纱厂

1922年,徐荣庭等人拿出白银210万两,在河北石家庄筹建“大兴纱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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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兴纱厂

1936年,裕华、大兴两厂又投资在西安合建“大华纱厂”,之后又在大冶兴建了“利华煤矿”。至此,裕大华的主要项目布局完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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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华纱厂

据统计,“裕大华”在纺织业一块,从1930年到1936年的五年间,自有资本从630万元增长到1170万元;其中武昌裕华纱厂的自有资本,从1923年开工的220万元,增至1936年的510万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裕大华集团经营特点之一,就是注重充足现金流,资金政策稳健,对外负债率仅为11%左右,非常具有中国传统商人的特色。

有研究者将其与上海荣氏集团做过比较:荣氏集团发展完全依赖杠杆,负债常年在企业资产70%左右,荣宗敬口头禅“债多不愁”。这种比较现代的经营模式,只有在上海这种融资渠道方便的地方能够维持,而裕大华的稳健风格显然更适合于当时的内地民营企业。

企业的爱国主义担当

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中,“抵制洋货”尤其是“抵制日货”是重要的一环,裕大华在其中起到过重要作用。

当时,裕大华广销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的“黄鹤楼”棉纱、“天字标布”,以及在全国经销的“万年青”、“天堂”等纱布,都大大减少了英、日等国纱布的销量;在华北深受欢迎的大兴“山鹿细布”,更是直接对线日本出产的“龙头细布”。裕大华用物美价廉的产品,实实在在地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,并非空喊“爱国”卖情怀。

裕大华的爱国情怀,很大程度上与其经营者大都出身中下层有关。

这个集团的主要控制者是徐荣庭、苏汰余、张松樵、姚玉堂、黄师让五人。其中,徐荣庭是职业经理人,并非资本家,不算太有钱。1913年楚兴公司承租的70万两中,他本人只出了2万两,其中一半还是到处找人借的。

说他没钱吧,辛亥革命的时候,徐荣庭四处游说,居然给革命军拉来了10万两白银的捐赠。如果说,这笔钱多少是出于他对黎元洪的江湖义气,那后来反对袁世凯“二十一条”的时候,徐荣庭以六旬之身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,就是实实在在的爱国壮举了。

苏汰余原为报纸编辑,因为写文章讽刺清政府被通缉,从重庆跑路来到汉口。近年,有些考据不严的自媒体论及裕大华,称苏出身“纺织业巨子”,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

苏的好友黄师让,是复旦大学经济系出身。张松樵和姚玉堂则出身更低,都是原来应昌公司一线负责纱布生产的技术员。

除了徐荣庭,后面这四位仁兄,在当年楚兴公司众筹的时候,各自只投了2千两到5千两不等的股份。到了1936年,五人在裕大华的资产合计近银元600万,实现了阶级跃升,不过没有失掉小资产阶级朴素的爱国情怀。

百年之前,武汉驶出民营企业“航母”

苏汰余

几人当中,苏汰余有个“怒斥孔祥熙”的轶事颇为著名。

1933年前后,日纱加剧倾销,全国各界向财政部长孔祥熙请愿,增加关税保护本土企业,苏汰余是武汉请愿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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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上,孔祥熙指责中国纺织企业,“只会赌交易所(股市投资),不改进生产。”台下各地代表皆愤愤不平。尤其是裕大华,资本运作素来谨慎,哪来的钱投股市?苏汰余本就书生意气,当场大声质问,“请问部长,究竟是谁赌交易所?”

孔祥熙连忙话头一转,“日本纱质量好,价格低,就是(因为)机器新,技术好。你们纱厂不换新机器,不革新技术,产品质量当然不好,当然抵不住日纱,动辄要求增加关税,这是办不到的事情。”

苏汰余愤然答道,“中国人之所以穿破衣,就是穷了。如果有钱,哪个不知换新衣呢?我们不换新机器就是资本少,又遭到外纱倾销,受了捆绑。没有更换新机器,就是没有力量。如果有力量,又来请什么愿呢?”这番批驳,使孔祥熙哑口无言,下不了台,最后不了了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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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汰余敢跟孔祥熙叫板,因他本人对“技术升级”早有心得。早在1930年,他曾数次组织技术人员前往日本纺织厂参观实习,并根据调查材料向股东会写成报告,建议效仿日本企业,更换新型机械设备。在他的倡导下,裕大华更新了一大批机器,“悉购自外国名厂,为国内纺织界最新之发明……故出品优良,生产迅速。”这一技术革新,成为大华纺织厂开办头几年即获高额利润的主要因素。

后记

1951年,武昌裕华纱厂实施公私合营,后改称武汉第四棉纺织厂。

1993年,武汉第四棉纺织厂实施股份制改造,成立武汉裕大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;1994年10月更名为武汉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

如今,这家百年企业的名号重新在武汉三镇响起。今年8月23日发布的《2021武汉企业100强榜单》中,“裕大华”榜上有名,排第87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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